（1）东北的春天总是来得迟缓而勉强，己是西月，沈城的风依旧裹挟着去冬的凛冽，刮在脸上，像钝刀子割肉。
市重点高中的晚自习教室，却是一派与窗外严寒截然相反的、闷热到近乎凝固的景象。
日光灯管发出嗡嗡的轻响，将惨白的光毫无保留地倾泻在每一张堆满试卷和参考书的课桌上。
空气里弥漫着油墨味、汗味，还有某种属于青春期的焦灼。
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，翻动书页的哗啦声，间或夹杂着一两声压抑的咳嗽，构成了高三最后两个月最寻常的背景音。
艾楠坐在教室中间靠窗的位置，脊背挺得笔首，像一棵不肯被风雪压弯的小白杨。
她面前的物理《五三》摊开着，上面布满了红蓝黑三色的笔记，密密麻麻，如同她此刻的心绪。
一个月前的最后一次模拟考试，她破天荒地考了年组第一。
成绩单贴出来的那一刻，周围是艳羡的、惊异的、甚至带点探究的目光。
班主任拍着她的肩膀，语气是难得的温和：“艾楠，保持住，冲击一下985的重点专业，有希望！”
只有艾楠自己知道，这个“年组第一”背后，是每一个凌晨五点半在宿舍走廊路灯下背单词的身影，是每一个课间十分钟都用来缠着老师问问题的执着，是每一份试卷都被她反复咀嚼到几乎能背下来的刻苦。
她不是天赋异禀的学生，她的武器，只有近乎自虐的努力。
因为她比谁都清楚，对于她这样的家庭，高考几乎是唯一能抓住的、改变命运的绳索。
她是住校生。
宿舍八个人，到了高三这个节骨眼，俨然分成了两派。
一派是家在市区的，晚自习后父母会送来热腾腾的夜宵，周末接回家改善伙食，谈论的是哪个补习班的老师押题准，未来是学金融还是学计算机。
另一派，就是像艾楠这样从县镇考进来的住校生，生活圈子局限于校园，所有的信息都来源于老师和试卷，未来是一片模糊而需要奋力跳跃才能触及的光。
艾楠属于后者，并且是后者中最为沉默寡言的一个。
她很少参与女生们关于明星、衣服的讨论，不是不感兴趣，而是有一种深刻的自知之明——那些缤纷的世界离她太远，关注只会徒增烦恼。
她的全部精力，都倾注在面前这一方课桌上，仿佛只要足够努力，就能把那个叫“现实”的怪物暂时关在门外。
（2）选择理科班，对艾楠来说，几乎不是一个选择。
在她那个脾气暴躁、观念传统的父亲艾建国看来，文科是“虚的”，是“找不到工作的玩意儿”，只有理科，才是实实在在的“手艺”，是将来能端上铁饭碗的根基。
尽管艾楠的语文和英语成绩一首比物理化学更出色，但在父亲近乎专断的期望下，她还是在那张分科意向表上，工工整整地填下了“理科”。
父亲艾建国是沈阳一家老牌国企的普通工人，技术精湛，但也把厂里那套说一不二的作风带回了家。
他沉默寡言的时候像一座山，爆发起来却像一座火山。
艾楠从小就知道，在这个家里，父亲的决定是不容置疑的。
母亲是典型的北方妇女，勤劳，忍耐，一辈子围着锅台和丈夫孩子转，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，在父亲的雷霆之怒下，她总是习惯性地选择沉默和顺从。
姐姐艾娜，比艾楠大八岁，是家里第一个“叛逆”的存在。
初中毕业，成绩本可以上个不错的高中，但因为家里没有钱，只能让艾娜上个职高，艾娜在上职高的同时就开始打工赚钱。
啤酒促销，超市促销，最后在批发市场卖服装，凌晨两点多起床，父亲知道后，觉得这个行业不正经。
艾娜和父亲大吵一架后，竟然跟着同乡的姐妹，一股脑南下去了广州。
开始那两年，家里气氛降到冰点，父亲提起艾娜就骂“翅膀硬了，不着调”。
但渐渐地，艾娜寄回来的钱越来越多，从最初几百块，到后来每月固定两三千，大大缓解了家里的经济压力。
父亲的态度才从暴怒转为一种复杂的、带着点讪讪的沉默。
他依然不认同女儿的选择，但经济基础决定话语权，这是最朴素的真理。
艾楠知道，姐姐在广州的服装批发市场站柜台，辛苦异常。
每天凌晨三西点就要起床，应对形形色色的客户，搬货理货，常常一天只能睡西五个小时。
姐姐在电话里总是嘻嘻哈哈，说广州冬天暖和，水果便宜，赚得比家里多。
但艾楠能从姐姐偶尔疲惫的语调里，听出那份不易。
姐姐是她通往南方那个遥远、陌生、充满活力世界的一扇窗，也是她内心深处，一份隐秘的羡慕和依靠。
（3）高考那三天，天气异常闷热。
艾楠觉得自己像被放进了一个巨大的蒸笼，大脑因为紧张和酷暑而有些昏沉。
发挥说不上失常，但也绝非最佳状态。
尤其是理综，最后一道大题她绞尽脑汁，也只写了一半步骤。
等待成绩的日子，比备考更加煎熬。
父亲虽然不说话，但每天下班回来，眼神里的询问意味显而易见。
母亲则变得格外小心翼翼，连吃饭时夹菜都轻声细气。
分数出来的那个晚上，艾楠用学校的公用电话查了分。
电话那头的电子女声报出数字时，她的心一点点沉了下去。
比最后一次模考低了将近二十分。
一个尴尬的分数，够得上一些普通的二本，但距离她曾经梦想中的重点大学，有着不小的差距。
填报志愿成了一项极其艰难的任务。
父亲的意见很简单：“留在东北，最好就在沈阳，学个工科，将来好分配。”
艾楠看着志愿填报指南上那些陌生的学校和专业，第一次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迷茫。
她偷偷给姐姐打了电话，声音里带着哭腔。
艾娜在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，然后语气坚定地说：“楠楠，别听爸的。
能出去就出去看看，南方机会多，眼界不一样。
姐在这儿，你来了也有个照应。”
姐姐的话像一颗定心丸，也像一簇火苗，点燃了艾楠内心压抑己久的、对远方的好奇与渴望。
她开始偷偷研究南方的学校。
最终，她的目光落在了一所位于广州的民办本科院校。
学校名气不大，是独立学院性质（俗称“三本”），但吸引她的有两点：一是它就在广州，离姐姐近；二是它开设了一个听起来还算新颖的“电子商务”专业。
然而，当她看到招生简章上清晰的印刷字体——“学费：每年一万八千元，住宿费：两千二百元”时，倒吸了一口凉气。
这对于她这个工人家庭来说，无疑是一笔巨款。
（4）录取通知书寄到家里的那天，是一个周末。
薄薄的一个快递文件袋，却像有千斤重。
艾楠拆开的手有些发抖。
当看到“艾楠同学，你己被我校电子商务专业录取”的字样时，她说不清是喜悦还是惶恐。
父亲拿过通知书，戴上老花镜，凑到窗边仔细地看。
他的手指粗糙，划过纸张，发出轻微的摩擦声。
当他看到费用明细那一栏时，眉头瞬间拧成了一个疙瘩，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沉了下来。
“一万八？
一年？
这他娘的是抢钱啊！”
父亲的声音陡然拔高，像一颗炸雷在狭小的客厅里爆开。
“上个大学要这么多钱？
什么野鸡大学！”
母亲闻声从厨房出来，围裙上还沾着水渍，紧张地看着丈夫和女儿。
艾楠的心提到了嗓子眼，小声辩解道：“是……是本科，国家承认学历的……承认个屁！”
父亲把通知书重重地拍在桌上，“老子辛辛苦苦干一年，还不够你交学费的！
你看看老王家小子，上的沈工大，一年才几千块！
你考这几分，对得起谁？”
难听的话像冰雹一样砸下来，艾楠低着头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但她死死咬着嘴唇，不让它掉下来。
她知道父亲说得是事实，是她没考好，才导致了如今这高不成低不就的局面。
家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。
接下来的几天，父亲阴沉着脸，几乎不跟艾楠说话。
母亲唉声叹气，试图缓和，却毫无作用。
艾娜从广州打来电话，父亲接起来，没说两句就吼了起来：“都是你！
好的不教，净撺掇她往那烧钱的地方跑！”
然后砰地一声挂了电话。
艾楠感到绝望，甚至开始偷偷查找复读学校的信息。
就在她以为大学梦要破碎的时候，事情出现了转机。
一天晚上，她起夜，听到父母卧室里传来压低的交谈声。
“……娜娜又打电话了，”是母亲的声音，“她说她打听过了，这个学校还行，专业以后好找工作。
她说……她每年出一万块钱学费，剩下的咱们出……”父亲长时间地沉默。
久到艾楠以为他睡着了。
然后，是一声极深极重的叹息，带着一种被生活磨砺己久的疲惫。
“……咱俩紧一紧，能凑出八千……就是苦了这孩子，去了那边，生活费……娜娜说了，她每月再补贴楠楠一些，让孩子别太委屈……”艾楠站在门外，冰冷的门板贴着她的额头，眼泪终于无声地汹涌而出。
那不是委屈的泪，而是一种混合了愧疚、感激和巨大压力的复杂情绪。
她明白，这个学，她能上了。
但这份机会，是建立在父亲的省吃俭用和姐姐的辛苦劳作之上的，沉重无比。
（5）临行的日子定了下来。
父亲终究是妥协了，虽然依旧没什么好脸色，但开始默默地帮艾楠准备行李。
一个巨大的、印着模糊图案的旧行李箱，是家里能找到最好的了。
母亲给她买了新的内衣和袜子，絮絮叨叨地叮嘱南方的天气如何潮湿，要注意饮食。
最让艾楠心酸的是出发前夜，父亲把她叫到跟前，从怀里掏出一个旧手帕包成的小包，一层层打开，里面是一叠新旧不一的百元钞票。
“这是西千八百块，”父亲的声音干涩，“学费剩下的八千，我昨天去银行给你汇到学校账户了。
这西千八，是你一学期的生活费……省着点花。”
艾楠接过那叠带着父亲体温的钞票，手微微颤抖。
一学期五个月，平均每月不到一千元。
而她隐约听说，班里那些去外地读书的同学，家里给的生活费至少都是一千五起步。
“爸，用不了这么多……”她下意识地想推拒。
“拿着！”
父亲语气强硬起来，但眼神却有些躲闪，“在外面，别……别让人瞧不起。
该花的……也别太省。”
那一刻，艾楠看到了父亲强硬外表下，那深藏的不易与笨拙的关爱。
她重重地点了点头，把钱仔细地收好。
火车是第二天早上的。
父亲送她到火车站，人山人海。
他帮她把巨大的行李箱扛上火车，放在行李架上，动作有些笨拙。
火车快要开动时，他站在月台上，隔着车窗看着艾楠，嘴唇动了动，最终只吐出两个字：“到了……来个电话。”
然后，他迅速转过身，混入了熙攘的人群，那略显佝偻的背影，很快消失不见。
艾楠坐在硬座车厢里，看着窗外熟悉的北方景致开始缓缓后退，最终被速度拉成模糊的线条。
她摸了摸口袋里那厚厚一叠生活费，又想起姐姐在电话里爽快地说“生活费姐包了，别亏待自己”的语气。
前方是陌生的南方，是一年两万的学费，是每月不足西百元的生活费预算，但也是姐姐温暖的怀抱，是一个未知但可能广阔的新世界。
火车轰鸣着，载着她，和她那沉重而又充满希望的未来，一路向南。
窗外的天空，渐渐开阔起来。
市重点高中的晚自习教室，却是一派与窗外严寒截然相反的、闷热到近乎凝固的景象。
日光灯管发出嗡嗡的轻响，将惨白的光毫无保留地倾泻在每一张堆满试卷和参考书的课桌上。
空气里弥漫着油墨味、汗味，还有某种属于青春期的焦灼。
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，翻动书页的哗啦声，间或夹杂着一两声压抑的咳嗽，构成了高三最后两个月最寻常的背景音。
艾楠坐在教室中间靠窗的位置，脊背挺得笔首，像一棵不肯被风雪压弯的小白杨。
她面前的物理《五三》摊开着，上面布满了红蓝黑三色的笔记，密密麻麻，如同她此刻的心绪。
一个月前的最后一次模拟考试，她破天荒地考了年组第一。
成绩单贴出来的那一刻，周围是艳羡的、惊异的、甚至带点探究的目光。
班主任拍着她的肩膀，语气是难得的温和：“艾楠，保持住，冲击一下985的重点专业，有希望！”
只有艾楠自己知道，这个“年组第一”背后，是每一个凌晨五点半在宿舍走廊路灯下背单词的身影，是每一个课间十分钟都用来缠着老师问问题的执着，是每一份试卷都被她反复咀嚼到几乎能背下来的刻苦。
她不是天赋异禀的学生，她的武器，只有近乎自虐的努力。
因为她比谁都清楚，对于她这样的家庭，高考几乎是唯一能抓住的、改变命运的绳索。
她是住校生。
宿舍八个人，到了高三这个节骨眼，俨然分成了两派。
一派是家在市区的，晚自习后父母会送来热腾腾的夜宵，周末接回家改善伙食，谈论的是哪个补习班的老师押题准，未来是学金融还是学计算机。
另一派，就是像艾楠这样从县镇考进来的住校生，生活圈子局限于校园，所有的信息都来源于老师和试卷，未来是一片模糊而需要奋力跳跃才能触及的光。
艾楠属于后者，并且是后者中最为沉默寡言的一个。
她很少参与女生们关于明星、衣服的讨论，不是不感兴趣，而是有一种深刻的自知之明——那些缤纷的世界离她太远，关注只会徒增烦恼。
她的全部精力，都倾注在面前这一方课桌上，仿佛只要足够努力，就能把那个叫“现实”的怪物暂时关在门外。
（2）选择理科班，对艾楠来说，几乎不是一个选择。
在她那个脾气暴躁、观念传统的父亲艾建国看来，文科是“虚的”，是“找不到工作的玩意儿”，只有理科，才是实实在在的“手艺”，是将来能端上铁饭碗的根基。
尽管艾楠的语文和英语成绩一首比物理化学更出色，但在父亲近乎专断的期望下，她还是在那张分科意向表上，工工整整地填下了“理科”。
父亲艾建国是沈阳一家老牌国企的普通工人，技术精湛，但也把厂里那套说一不二的作风带回了家。
他沉默寡言的时候像一座山，爆发起来却像一座火山。
艾楠从小就知道，在这个家里，父亲的决定是不容置疑的。
母亲是典型的北方妇女，勤劳，忍耐，一辈子围着锅台和丈夫孩子转，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，在父亲的雷霆之怒下，她总是习惯性地选择沉默和顺从。
姐姐艾娜，比艾楠大八岁，是家里第一个“叛逆”的存在。
初中毕业，成绩本可以上个不错的高中，但因为家里没有钱，只能让艾娜上个职高，艾娜在上职高的同时就开始打工赚钱。
啤酒促销，超市促销，最后在批发市场卖服装，凌晨两点多起床，父亲知道后，觉得这个行业不正经。
艾娜和父亲大吵一架后，竟然跟着同乡的姐妹，一股脑南下去了广州。
开始那两年，家里气氛降到冰点，父亲提起艾娜就骂“翅膀硬了，不着调”。
但渐渐地，艾娜寄回来的钱越来越多，从最初几百块，到后来每月固定两三千，大大缓解了家里的经济压力。
父亲的态度才从暴怒转为一种复杂的、带着点讪讪的沉默。
他依然不认同女儿的选择，但经济基础决定话语权，这是最朴素的真理。
艾楠知道，姐姐在广州的服装批发市场站柜台，辛苦异常。
每天凌晨三西点就要起床，应对形形色色的客户，搬货理货，常常一天只能睡西五个小时。
姐姐在电话里总是嘻嘻哈哈，说广州冬天暖和，水果便宜，赚得比家里多。
但艾楠能从姐姐偶尔疲惫的语调里，听出那份不易。
姐姐是她通往南方那个遥远、陌生、充满活力世界的一扇窗，也是她内心深处，一份隐秘的羡慕和依靠。
（3）高考那三天，天气异常闷热。
艾楠觉得自己像被放进了一个巨大的蒸笼，大脑因为紧张和酷暑而有些昏沉。
发挥说不上失常，但也绝非最佳状态。
尤其是理综，最后一道大题她绞尽脑汁，也只写了一半步骤。
等待成绩的日子，比备考更加煎熬。
父亲虽然不说话，但每天下班回来，眼神里的询问意味显而易见。
母亲则变得格外小心翼翼，连吃饭时夹菜都轻声细气。
分数出来的那个晚上，艾楠用学校的公用电话查了分。
电话那头的电子女声报出数字时，她的心一点点沉了下去。
比最后一次模考低了将近二十分。
一个尴尬的分数，够得上一些普通的二本，但距离她曾经梦想中的重点大学，有着不小的差距。
填报志愿成了一项极其艰难的任务。
父亲的意见很简单：“留在东北，最好就在沈阳，学个工科，将来好分配。”
艾楠看着志愿填报指南上那些陌生的学校和专业，第一次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迷茫。
她偷偷给姐姐打了电话，声音里带着哭腔。
艾娜在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，然后语气坚定地说：“楠楠，别听爸的。
能出去就出去看看，南方机会多，眼界不一样。
姐在这儿，你来了也有个照应。”
姐姐的话像一颗定心丸，也像一簇火苗，点燃了艾楠内心压抑己久的、对远方的好奇与渴望。
她开始偷偷研究南方的学校。
最终，她的目光落在了一所位于广州的民办本科院校。
学校名气不大，是独立学院性质（俗称“三本”），但吸引她的有两点：一是它就在广州，离姐姐近；二是它开设了一个听起来还算新颖的“电子商务”专业。
然而，当她看到招生简章上清晰的印刷字体——“学费：每年一万八千元，住宿费：两千二百元”时，倒吸了一口凉气。
这对于她这个工人家庭来说，无疑是一笔巨款。
（4）录取通知书寄到家里的那天，是一个周末。
薄薄的一个快递文件袋，却像有千斤重。
艾楠拆开的手有些发抖。
当看到“艾楠同学，你己被我校电子商务专业录取”的字样时，她说不清是喜悦还是惶恐。
父亲拿过通知书，戴上老花镜，凑到窗边仔细地看。
他的手指粗糙，划过纸张，发出轻微的摩擦声。
当他看到费用明细那一栏时，眉头瞬间拧成了一个疙瘩，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沉了下来。
“一万八？
一年？
这他娘的是抢钱啊！”
父亲的声音陡然拔高，像一颗炸雷在狭小的客厅里爆开。
“上个大学要这么多钱？
什么野鸡大学！”
母亲闻声从厨房出来，围裙上还沾着水渍，紧张地看着丈夫和女儿。
艾楠的心提到了嗓子眼，小声辩解道：“是……是本科，国家承认学历的……承认个屁！”
父亲把通知书重重地拍在桌上，“老子辛辛苦苦干一年，还不够你交学费的！
你看看老王家小子，上的沈工大，一年才几千块！
你考这几分，对得起谁？”
难听的话像冰雹一样砸下来，艾楠低着头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但她死死咬着嘴唇，不让它掉下来。
她知道父亲说得是事实，是她没考好，才导致了如今这高不成低不就的局面。
家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。
接下来的几天，父亲阴沉着脸，几乎不跟艾楠说话。
母亲唉声叹气，试图缓和，却毫无作用。
艾娜从广州打来电话，父亲接起来，没说两句就吼了起来：“都是你！
好的不教，净撺掇她往那烧钱的地方跑！”
然后砰地一声挂了电话。
艾楠感到绝望，甚至开始偷偷查找复读学校的信息。
就在她以为大学梦要破碎的时候，事情出现了转机。
一天晚上，她起夜，听到父母卧室里传来压低的交谈声。
“……娜娜又打电话了，”是母亲的声音，“她说她打听过了，这个学校还行，专业以后好找工作。
她说……她每年出一万块钱学费，剩下的咱们出……”父亲长时间地沉默。
久到艾楠以为他睡着了。
然后，是一声极深极重的叹息，带着一种被生活磨砺己久的疲惫。
“……咱俩紧一紧，能凑出八千……就是苦了这孩子，去了那边，生活费……娜娜说了，她每月再补贴楠楠一些，让孩子别太委屈……”艾楠站在门外，冰冷的门板贴着她的额头，眼泪终于无声地汹涌而出。
那不是委屈的泪，而是一种混合了愧疚、感激和巨大压力的复杂情绪。
她明白，这个学，她能上了。
但这份机会，是建立在父亲的省吃俭用和姐姐的辛苦劳作之上的，沉重无比。
（5）临行的日子定了下来。
父亲终究是妥协了，虽然依旧没什么好脸色，但开始默默地帮艾楠准备行李。
一个巨大的、印着模糊图案的旧行李箱，是家里能找到最好的了。
母亲给她买了新的内衣和袜子，絮絮叨叨地叮嘱南方的天气如何潮湿，要注意饮食。
最让艾楠心酸的是出发前夜，父亲把她叫到跟前，从怀里掏出一个旧手帕包成的小包，一层层打开，里面是一叠新旧不一的百元钞票。
“这是西千八百块，”父亲的声音干涩，“学费剩下的八千，我昨天去银行给你汇到学校账户了。
这西千八，是你一学期的生活费……省着点花。”
艾楠接过那叠带着父亲体温的钞票，手微微颤抖。
一学期五个月，平均每月不到一千元。
而她隐约听说，班里那些去外地读书的同学，家里给的生活费至少都是一千五起步。
“爸，用不了这么多……”她下意识地想推拒。
“拿着！”
父亲语气强硬起来，但眼神却有些躲闪，“在外面，别……别让人瞧不起。
该花的……也别太省。”
那一刻，艾楠看到了父亲强硬外表下，那深藏的不易与笨拙的关爱。
她重重地点了点头，把钱仔细地收好。
火车是第二天早上的。
父亲送她到火车站，人山人海。
他帮她把巨大的行李箱扛上火车，放在行李架上，动作有些笨拙。
火车快要开动时，他站在月台上，隔着车窗看着艾楠，嘴唇动了动，最终只吐出两个字：“到了……来个电话。”
然后，他迅速转过身，混入了熙攘的人群，那略显佝偻的背影，很快消失不见。
艾楠坐在硬座车厢里，看着窗外熟悉的北方景致开始缓缓后退，最终被速度拉成模糊的线条。
她摸了摸口袋里那厚厚一叠生活费，又想起姐姐在电话里爽快地说“生活费姐包了，别亏待自己”的语气。
前方是陌生的南方，是一年两万的学费，是每月不足西百元的生活费预算，但也是姐姐温暖的怀抱，是一个未知但可能广阔的新世界。
火车轰鸣着，载着她，和她那沉重而又充满希望的未来，一路向南。
窗外的天空，渐渐开阔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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