滇西的空气，那年夏天格外粘稠，带着工地扬尘的土腥和一种隐秘腐烂的甜腻。一岁半的林春，像一只突然被拔离泥土的幼兽，懵懂地被塞进一辆气味混杂的长途汽车，离开了那个父母临时搭建、争吵声日益尖锐的家。目的地是川东深处的外婆家。她太小，小到记忆无法成形，只留下后来母亲话语里拼凑出的碎片，冰冷地告诉她: 你有个不堪的父亲。
事情的引子是个叫红姐的女人。红姐在工地边开着一间灯光暧昧的发廊，三十七，身材臃肿如发酵的面团，脸上涂抹着廉价的脂粉也盖不住岁月的沟壑。但在林春爸——那个二十五六、一身蛮力却被贫穷压弯了脊梁的年轻民工眼里，红姐是尊行走的财神。她指尖漏出的票子，比他抡一个月大锤、汗珠子摔瓣挣的还厚。钱，像烧红的烙铁，烫穿了他本就稀薄的道德和廉耻。他夜不归宿的次数越来越多，劣质香烟和廉价香水的气味取代了工地的汗臭，成为他归家时携带的战利品。
林春妈挺着微隆的肚子，像一尊沉默的石像，看着丈夫的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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